# 摘要

靠生理学的自然规律改变国家的命运，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哀！
恩格斯：“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好相反的结果，因而它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
马克思：“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官方史学著作就已经明确指出，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总共死 6 人，伤 50 人。
在二月事件中，他们发动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因为不愿离开 “温暖的营房”，被整编为战斗部队派往前线。
在旧的权威已经崩溃，新的权威尚未形成之时，不是政党领导群众，而是群众推动政党。
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独特性就是落后。
于是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现象：在俄国政权第一次以非暴力方式实行历史上空前广泛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之时，革命恐怖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以至改革的推动者亚历山大二世最终遇刺身亡。
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引起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问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问题。
在经过 1914 年 - 1916 年的战争之后，较有战斗力的近卫军、哥萨克和基层军官，军士遭受的损失巨大，几乎全部作战部队的主要人员构成实际上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充任基层指挥官的大多是原先的预备役军官。
罗将柯稍有迟疑，还是直言道：“是的，殿下，22 年来您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彼得格勒 1917 年头三个月的平均温度达到摄氏 - 26.5 度，比上一年低了 10 度。
出乎意料的天气变化对于那些日子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有着不小的影响。
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
革命是在没有革命者的情况下开始的。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月时间是在 “打倒战争” 而不是 “打倒沙皇” 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
《马赛曲》成了革命的标志。
随着政治进程的日益戏剧化，真正的戏剧则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
作为二月革命中心的塔夫利达宫也成为了革命的标志物。
“杜马及其机构实行的所有措施，反映了杜马自由主义者从反对派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
27 日，国家杜马事实上成为了起义的指挥所。
克伦斯基在实行革命逮捕方面起来重要作用。
最初的逮捕可能是偶然的，但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试图利用逮捕作为同自己的敌人斗争的适当手段。
孟什维克首先依靠的是 “工人知识分子”—— 最有文化的、倾向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分子。
恐怖活动是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思想，也是社会革命党内为数不多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在 1917 年 8 月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2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没有一人在二月革命期间在革命的中心彼得格勒！
有一号命令开始的 “军队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俄国军队的无政府主义化。
临时政府的成立声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
地方自治机关是自由派的重要阵地，培养了众多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活动家。
“在勃利科夫勇敢地庄严地向全俄罗斯宣告新政权建立时，事实上还不存在任何政权。”
“电报革命” 的核心内容，是二月革命政权延伸到外省，在各地普遍实现了政权的重组。
对于彼得格勒以外的地方而言，革命的消息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德国政府为实现东线停火，促进俄国的反战革命运动，搞垮俄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必要条件。
“打倒列宁！滚回德国去！” 成为 4 月中旬的热门口号。
布哈林后来也曾经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及苏维埃的领导人坚决拒绝列宁《四月提纲》中提出是思想。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委这一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但多数区组织和所有的基层组织都拥护。
但是看来只有米留可夫清楚地意识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 只是一个面具。它掩盖了对协约国的背叛和同德奥的单独媾和。
立宪会议选择准备工作的进展和速度与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很大距离。
但在革命时期，以月计算的时间已经是群众不能接受的，他们希望的是立即，马上解决问题。
临时政府是一个充满政治理想主义的政府。
临时政府是一个缺乏执行力的政府，它缺少既有权威，又有魄力，还能审时度势的领导人。
社会各阶层急切的希望很快转变为极度的失望，社会心态的恶化成为二月后俄国动荡和混乱的精神背景。
四月革命对临时政府的直接影响是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辞职。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事态，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
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的攻势遭受失败是七月事件的重要背景。
临时政府任命的西南战线政治委员费多尔。林德被暴动士兵杀害，成为军队彻底瓦解的标志性事件。
卡列金的发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代表了俄国右翼越来越强硬地要求采取措施恢复秩序的情绪和纲领。
科尔尼洛夫的告俄国居民书是对临时政府的宣战书。
对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都很了解的萨文科夫说，科尔尼洛夫 “热爱自由… 但对他来说俄罗斯是第一位的，自由是第二位的。而对克伦斯基来说… 自由，革命是第一位的，俄罗斯是第二位的。”
立宪民主党部分党的领导人对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的态度，加快了立宪民主党乃至整个自由主义运动走向政治衰落的过程。
米留可夫无可奈何地承认 “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
结束事件的理由并不是不存在德国经费问题，而是布尔什维克通过参与平息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处境。
文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重视彻底消除德国经费的痕迹。
没有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被德国经费收买，但德国经费问题是存在的。
列宁对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的认识促使布尔什维克迅速调整策略，加快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及追随它的力量进一步的进化。
新口号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得到了显著加强。
“布尔什维克在众目睽睽下丢掉了选票，拿起了步枪。”
布尔什维克控制苏维埃主席团，这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
布尔什维克直接地认真地走上了进行国家政变的道路。
“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承认，宁可战斗失败，也不能不战而降。”
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应是否立即举行起义的争论远未结束。
事实上，当时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不是阴谋而是 “阳谋”。
因为在这个时候，政治局势已经完全不取决与预备议会的少多数，甚至预备议会本身也已经无足轻重。
据布尔什维克官方资料，在起义过程中一共死 6 人，伤 50 人。
这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站起来向出口走去，在嘲笑声和谩骂声退出了大会。
发生在 1917 年 10 月 26 日 1 点左右发生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证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事实上，大多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驱散立宪会议。
最根本的原因是，俄国还缺乏立宪会议所代表的民主制度能够依靠的牢固社会基础，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支持这种制度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