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抄
- 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兵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为将领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叙述明末官兵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
- 农民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从万历年间起，各地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起义旗，向腐朽的统治发起冲击。
- 那些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农民起义，就像一阵阵刺目的闪电，不仅揭露了笼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雨要来临了。
-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漂泊无着，连群结伙地投入农民起义。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为反抗明王朝的力量。
- 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
- 明廷一面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段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
- 陕西的农民起义一时沉寂了下去，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入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把农民革命逐渐推向高潮。
-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 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防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连皇帝的祖坟也敢于动手挖掘。
- 皇帝带头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髓干血尽的贫苦农民身上了。
- 北京城里的小户人家怨声鼎沸，像明世宗时百姓把皇帝的年号嘉靖呼为 “家净” 一样，他们也 “呼崇祯为重征”，借以发泄对朝廷苛捐杂税的不满。
- 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暴虐通知的明王朝，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的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
- 明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势，来个一网打尽，仅仅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拖住了它的手脚，实在无暇他顾，才只好诶诸来日。
- 继剿饷之后又加派练饷，充分显露了朱由检之流的凶残和昏庸。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一个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裤带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也就拉得越紧。
- 起义农民在军事上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决定性胜利；在思想上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注定要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决定了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不是被淹没在疯狂围剿的血泊中，就是 “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 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 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 “守土不流” 局面的出现，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改变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义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变化。历史早已证明，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在理论上设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无济于事的空谈。
- 统一号令是义军实现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统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
- 封建社会中的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采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 历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史家及文人，对于起义人民所做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总是噤若寒蝉，竭力抹杀，甚至颠倒黑白。只是在他们的内部谈论到革命风暴之可畏，需要采取对策的时候，才偶尔透露一点他们所掌握的情报。
- 起义军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是非常注意恢复社会生产、重视解决民生疾苦的。
- 李自成部义军郏县战役的胜利，给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 —— 陕西兵以摧毁性的打击，为推翻明王朝的罪恶统治奠定了基础。
-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 大顺建国时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然在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明显迹象。
- 按崇祯皇帝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襄赞，二要顾全面子。
- 按史籍记载，朱由检大搞捐助，所得不过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帝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 自己的命运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时，朱由检还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高唱赦罪安民的调子，真好比骷髅买俏，徒在历史上增加一点笑料而言。
- 朱由检欲战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待灭亡。
- 一六四四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动统治的覆灭。
- 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
- 大顺政权后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战略方针的人物。
-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让出身于起义农民的领导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 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入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
- 山海关战役是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廷还是清王朝能建立对全国的统治。
-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
- 因此，在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却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动向。
- 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 历史又一次的证明，任何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上稳固的后方，要在前线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
- 川北一战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
- 在历史上身居权力顶点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是很难迷途知返的，他们往往在谬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张献忠的悲剧正在于此。
- 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拓展成了对人的厌恶。
- 自古以来，任何一支队伍想要战胜敌人，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即自身的团结一致和争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
- 社会矛盾由原先的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和辽东地区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对抗演变为全国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呈现出极其错综纷杂的局面。
- 可是，朱由崧等人出于反人民的立场，在战略上仍然认定农民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对清方的步步紧逼却一味退让，唯恐得罪。
# 书评
看到大顺军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我有点想要落泪，看着他们在大明的清剿中坚持，一步步击溃大明，却在吴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攻击下一败涂地，令人扼腕。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呢？一方面不懂得团结投降官僚，在登基后仍采用旧时的追赃助饷的政策，虽然快意恩仇，惩罚了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僚，但是却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在羽翼未丰时，适当的妥协是更好的方法，正如共产党在不同的形势下，对待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实施不同的政策。这些官僚在大顺军的威慑下，虽然暂时服从，但时刻想着如何反抗，这也导致大顺军很难利用好他们的力量，虽然官僚存在腐败问题，但是他们在朝堂工作多年，掌握很多第一手情报，其中领袖人物对天下大势有着战略眼光。大顺正是缺失这样一批对天下大势有着清晰认识的人才，才忽视了清军的威胁。因此我们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话，一定要注重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同时亲不亲，阶级分，对于上层人物而言，民族不是关键因素，关键是否能够成为利益集团，清政权正是由满清军事集团和汉族官僚集团组合而成的统治集团。清军对汉族人才的招揽和对地主阶级的拉拢使他们能够牢牢地控制中国。因此可见其他都不是关键因素，只有利益，即使是清军这么落后的政权，这么残暴的政权，只要给统治阶级足够的利益，足够的武力照样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有时想想正义不一定能战胜邪恶，还是需要利益去驱动其他人和你一起做大蛋糕，才能够长久。另外明朝后期的百姓的生活悲惨情况令我震惊，吃人已经成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
![未来简史_[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_90](/medias/featureimages/21.jpg)
